“君权神授”与“君权天授”：一字之差，藏着东西方文明的大不同_上帝_皇帝_拿破仑

“君权神授”的理念，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出现在西欧和中国的商朝时期。

看这幅画，是著名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典礼：拿破仑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先为自己戴上了大王冠，随后又为王后戴上小王冠，正式完成了这场象征“皇权认证”的仪式，从此登基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教皇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者，而王冠正是由教皇亲自加冕的，归根结底，这权力源自那个被称为“上帝”的至高存在，这正是“君权神授”理论的核心。

拿破仑的加冕典礼发生于1804年，而这种传统在西欧至少延续了一千多年。最早的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800年，当时罗马教皇利奥三世亲自为法兰克王查理戴上皇冠，授予他“罗马人的皇帝”称号，开启了教皇加冕君主的先河，也奠定了“君权神授”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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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欧洲各国的君主只有经过教皇或其他神职人员的正式加冕仪式，才能合法地成为皇帝或国王。否则，就像一个只有职位却没有编制的“临时工”，名不正言不顺。即使是像拿破仑这样强大的皇帝，也必须遵循这一流程。虽然他没有亲自赴罗马，而是派代表到巴黎圣母院接受教皇的加冕，但仪式的庄重与教皇的祝祷词仍沿用千年前利奥三世为查理加冕时的内容。拿破仑的加冕戒指上还刻有与神圣罗马帝国相同的徽章，显示着对传统的尊重。

这无可避免，因为“君权神授”意味着神的意志是永恒的。别说一千年，若非要给它设限，我希望这份权力能延续一万年。皇帝如此，国王、封君亦然。比如路易十四——那个炙手可热的“太阳王”，也不敢随意称帝。按照规矩，波旁王朝的历代法王都必须在兰斯大教堂由兰斯大主教加冕，这一仪式的“神授”级别低于查理或拿破仑，因此他们只能是“法国国王”，而非“皇帝”。

再拿前些年热映的电影《冰雪奇缘》举例，尽管“阿伦黛尔”是一个小国，面积甚至不及北京天通苑的一半，但女王艾莎的加冕典礼仍由教士为其戴上皇冠，递上权杖。这也表明“君权神授”的理念在欧洲深入人心，影响无处不在。

直至今日，国际象棋棋盘上皇后和国王两侧的位置，摆放的就是一对“Bishop”（主教）。中国人往往用“象”来翻译它，但“Bishop”本意是主教，具备沿斜线无限步数移动的强大威力。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神职人员在君王身旁拥有如此地位与威力，显然大逆不道，是宠信神僧妖道的象征，绝非明君所为。

然而，在欧洲中世纪，这却是现实状况，与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商朝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回顾商朝历史，它似乎在中华文明中格格不入，自殷商之后，中国再无朝代如商朝般大力推崇神权政治。商王宫内养着大量神职人员——即“巫”，与欧洲的“Bishop”极为相似，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力。

这些巫师每日负责烧烤龟甲或牛肩胛骨，透过占卜来判断大小事务，向大神汇报、请示，令整个统治阶层沉浸在浓厚的神秘氛围中。殷商崇拜的“神”并非西方人眼中无形无色的抽象“上帝”，他们有一位最高神，是商王族的祖先帝喾。

但这其中有一段奇异传说：据说帝喾的妃子简狄洗澡时偶然发现一枚玄鸟的鸟蛋，她吞下鸟蛋后怀孕，生下了儿子契，而契的后代建立了商朝。正如《诗经》所言：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这故事细究起来颇为荒诞：难道商朝的先祖是燕子与人的结合？既然如此，商人怎能拜燕子做父亲？最终，契依然称帝喾为父，因此帝喾成为殷商最高的“上帝”。帝喾来历非凡，他是华夏人文始祖黄帝的重孙，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上帝”。

此外，历代殷商国王死后也被尊为神灵，守护着商朝，他们在天上共同“开派对”，祈福庇佑王朝。因此，殷商的“君权神授”其实是“双保险”：既有神皇血统（黄帝后裔，五帝之一）的正统性，也有“非自然灵异事件”（玄鸟生商）的神力加持，自然气势非凡。

那么，“君权天授”又是什么呢？这是自西周起，历代中华王朝一直秉持的传统。下图展示的是传国玉玺的复原想象图，传说秦始皇用和氏璧打造此玺，后来失落。玺上的铭文用虫鸟篆写着八个字：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

意为“我朝君权受天命加持，国家将永享昌盛”。“君权天授”与“君权神授”仅一字之差，但含义截然不同。

“神”是具体的存在；“天”则是模糊的概念。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君权神授意味着权力来自这位独一无二的神灵；商朝也是如此，“上帝”即帝喾，家族祖先，至高无上。然而，“天”是谁、是什么，没人说得清楚，而正因如此，这模糊的“天意”更显强大，连玉皇大帝也不得违背“天意”。

在中国民间，除了抽象的“天”之外，其他有形的神祇如寿星、财神、狐仙、太上老君、灶王爷、关老爷等都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而言，人们敬拜谁，是根据实际灵验程度和时机而定，文曲星在考试时拜，妈祖在海上则求保佑，夏季不求雨，龙王则只能用于赛龙舟。相比之下，“天意”无处不在，润物无声，不容违抗。

至于“天意”来源，虽说不上来，但孟子提出了见解：“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就是说，抽象的“天意”其实是具体的“民意”。因此，在“君权神授”体系中，只需对上帝负责，保持虔诚，君王地位稳如磐石。

商朝祭祀极为奢华且血腥，祭品丰盛、酒菜精美，青铜礼器与酒器工艺巧夺天工，甚至有残忍的人殉仪式。比如一件青铜蒸锅中炖着一颗人头，考证显示这是一位约15岁安徽六安的少女战俘，用于某种祭祀仪式。

但只要敬好了神，那些“底层小民”又算什么呢？该杀就杀，该抢就抢。尽管“天命”降下了玄鸟给商朝的祖先“播种”，但这“种”毕竟是帝喾的后代，天命依然从属于“神命”，帝喾的后裔自然高高在上。

反观“君权天授”，即便君主再霸道，也需顾忌民意，否则“天”会发怒，甚至罢黜君主，犹如董事长撤换CEO一般。此时民众响应天意揭竿而起，即是“革天命”，亦即革命。

例如朱元璋在《即皇帝位诏》中称成吉思汗为“天命真人”，称元朝“为天下主”，而自己因“上天眷顾”而建大明，几乎句句带“天”字。孟子总结道：

民为贵，

社稷次之，

君为轻。

民意代表天意，天意归属谁，谁就能“革”前朝“命”，被选为新君；反之，君主若不好好干，必被天意废黜，甚至被他人取代，改朝换代。

此外，“君权神授”虽炫酷，却只对信仰该神的臣民有效。如果不信或信别的神，那君权便失去约束力。就像你拿着中石化会员卡去中石油加油站，肯定被请出去一样。

所以，西周灭大商时，根本不理会殷商的“上帝”，那是他们的“神”，与自己无关。西周以尊奉“天意”为理由，“革天命”建立新朝，这成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合法性的根基。不论你信不信神、信哪个神，都无关紧要，天意至高无上。

而西方文明强调“君权神授”，对不信“我神”的异教徒，则直接视为非人或不完整的“人”。看看这幅19世纪美国油画《美利坚向前进》：天使形象的白人女性引领着“光明”一方，手牵电报线，身后是铁路和轮船，跟随着白人武士和拓荒者，驱赶着印第安人和野生动物逃向黑暗。这象征美国的“西进运动”，从东海岸一路推进至西海岸。

在这幅画里，印第安人被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画中的“神”显然是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她保佑的只是本族，而其他族群则如同中国商朝那些被祭祀的人殉，地位低劣。随着文明发展，这些人的遭遇虽然有所缓和，但本质未变。

历史惯性延续至今，西方人用现代价值观体系替代了中世纪的“神”，但这个“神”依然只保护其信徒，与圈外者无关。于是西方社会一边书写着光辉的《人权宣言》、《独立宣言》、《权利法案》，另一边却残忍屠杀印第安人，贩卖黑奴，在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发动战争，因非“神的信徒”而不享保护。

而中华文明承袭“君权天授”，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君王统治包括蛮夷戎狄，给予庇护，这在西方文化中几乎不存在。

当然，“君权天授”也有诸多难题，如民意如何体现，革天命是主动还是被动，如何证明自己是“天选之子”等等。这涉及中国传统“天人感应”学说、史书中频繁记载的祥瑞谶纬，以及西周以来的“以德配天”理论，这些内容就留待后续再详述。

历史，才刚刚开始讲述。

发布于：天津市